配资正规平台驾驶我的身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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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身体是扇任意门，穿过它，我们会通向哪里？

肉身是一切感知的起点，也是终点，依赖于它，我们得以与这个世界发生互动——视、听、嗅、味、触，这些感受无时无刻不在穿过我们，赋予我们生命的实感。

还有一些知觉，它们超越了当下的感受，将我们带向更遥远、神性、未知的应许之地。

这里，也许是神山之下，胃液与胶片之间的化学反应；也许是白蚁泛滥后，家中木地板被啃噬的空洞与一场梦境；也许是一场手术，跨过东欧与西欧几百年的藩篱，化成一场暧昧不明的医疗事故.......

本期专题，让我们跟随三位艺术家，穿过身体，唤起那个也许本来就在我们自己体内的，瞬息全宇宙。

这是第三篇，艺术家Marianna Simnett带领我们穿过身体。

艺术家 Marianna Simnett

一根医用针头即将插入艺术家Marianna Simnett的喉咙，戴着橡胶手套的医生一只手握着她的脖子，另一只手将针头推近，刺破她脖颈处的皮肤，针管里是肉毒杆菌，用以放松她的环甲肌——这块肌肉控制着人说话声音的高低。针头在喉咙里左旋，右旋，药水注入。

三天后，Simnett拥有了更低沉、紧实的声音。她将这一过程记录下来，配合自述与医生的说明，创作了影像作品《针与喉》（The Needle and The Larynx）。

《The Needle and the Larynx》，2016 ，静帧截图

这样的注射通常在有着较高音调的成年男性之间流行。Simnett说：“我想挑战大家对‘女性声音’的认知，声音带有某种权力关系，低沉的声音往往会被认为是更有男性气概的；而肉毒杆菌本来是致命的，可它现在却被大规模医用，整容、缓解头痛、甚至被用来治疗帕金森病。”

今年3月，Simnett刚刚完成自己在欧洲的双展，同样关于身体。在维也纳分离派博物馆（Secession, Vienna），她将古代东欧女性的小便可以驱魔的传说，制作成了一个动态霓虹灯的装置《喷泉》（Fountain），随着灯光变化，灯带勾勒出的女性逐渐掀开裙子，排出尿液；另一件装置作品《凯瑟琳轮》(Catherine Wheel)在德国马克斯·恩斯特博物馆（Max Ernst Museum Brühl）展出，装置的外观是一条悬挂在天花板上的天蓝色长裙，而在制作该作品时，艺术家在工作室里被其他人持续挠痒痒4个小时，期间身体的动态被捕捉记录，制作成裙子摇曳的运动轨迹。

上：《Fountain》，2026，展览现场

下：《Catherine Wheel》，2026，展览现场

社会结构、医疗制品、古老传说、知觉感官....... 对于Simnett来说，这些主题和视角都能以人的肉身为载体，实现艺术的探索和表达：“无论是暴力还是情绪，身体都是那个最直观的作用对象。哪怕是病痛，也在肆意破坏、侵蚀并削弱着躯体。世间有许多力量左右着我们，有些显而易见，有些则潜移默化。”

Simnett将自己和他人的故事化为影像、艺术装置与画作，编织出了一张属于她的身体之网。穿过去，是禁忌，是暗黑童话，是我们与人工智能的交汇点——“我不过是用自己对世界的敏感力与想象力，在身体这个无比诚实的空间里，表达那些关于我自己、关于我所见到的、认知的人和事罢了。”

以下是她的自述。

我有一半克罗地亚的血统，克罗地亚地处东欧，那里有许多隐秘的传统，也有不少暗黑的故事。

我喜欢改编、关注一些民间故事，千百年来，故事本质上只是在被不断地重述。我们其实并没有那么多‘新’故事，只是在循环往复地讲述同样的主题。而我则喜欢去扭转、撼动它们，并赋予其现代的意义—— 打破人们对故事的既定预期，让你在以为自己已经洞悉一切时，突然获得一个全新的视角。

《Blood》, 2015，静帧截图

在阿尔巴尼亚，我听到了一个有关血液的故事。

在那里，人们遵循古老的《法典》（The Kanun) 生活。在那里，“血”是神圣的荣誉符号，如果一个家庭的成员被另一个家庭杀害，受害家庭会被认为“丢了荣誉”，而找回荣誉的唯一方法就是杀掉对方家庭的一个成年男性。

在这种极端的复仇文化中，生命被简化为家庭的“旧血”与“新血”，男性的命运被禁锢在永无止境的复仇轮回中，而女性则因“不值得一颗子弹”被排除在暴力与尊严之外。

在阿尔巴尼亚，血是神圣的；可在西欧现代化的医院里，血则是冰冷的医疗物质。

《Blood》, 2015，静帧截图

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曾经有一则怪谈，他过去曾认为可以通过切掉一部分鼻子来治愈病人的其他问题，比如痛经、癔症或其他无关且遥远的问题。所以他会与一名耳鼻喉科医生合作，从鼻子里切除这些骨头。

据说鼻子有一个类似于肿胀和消退的周期，与人的生殖器等其他部位的肿胀同步。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也确实执行了这些手术。听说，他的一个病人做了手术，结果出了大错，他们误把一片纱布留在她的鼻子里，最后她的脸烂掉了。

再说回“处女” (Sworn Virgins)，回到阿尔巴尼亚，还有另一套准则规定女性可以变成男性，她们可以通过放弃性倾向来做到这一点——她们必须承诺永不再发生性行为，同性恋是被禁止的，所以如果她们成为了“男性”，就不能和男性发生关系，也不能和女性发生关系（因为她们在生物学上仍是女性）。

《Blood》, 2015，静帧截图

最终，将这些故事拼凑、拆解后，我创作了《血液》(Blood) ——我想象了一位小女孩，她在手术室里做了移除鼻骨手术后出现了幻觉，在那种迷离不清的状态里，她遇到了一位“身为男性的女性”，对方带着她开启了一段全新的生命旅程。

阿尔巴尼亚神圣的血赋予了女性，佛洛依德的伪科学引向了新的女性体验，我喜欢先找到故事，然后打破、重组。在我看来，《血液》是由身体和传说引发的，但却关于女性所拥有的选择，我们并不一定非要遵循那种常规的、规范化的路径。

上：《The Udder》, 2014 ，静帧截图

下：《Blue Rose》, 2015，静帧截图

《血液》是我第一个影像三部曲中的一部作品，关于血液与器官。另外的《乳房》(The Udder) 关于牛奶和乳房，《蓝色玫瑰》(Blue Roses) 则关于血管和躯干，三部曲都与“医疗”这一主题相关。在这三部曲里，我在肉身里漫游，穿过了牛奶、血液、和血管，也穿过了白色，红色和蓝色。现在回想，我并没有刻意去设计这样一组影像，可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它们已经在那里了。

做完三部曲之后，我创作了《针与喉》（The Needle and the Larynx）和《微光中昏厥》（Faint with Light）。在创作这两部作品的同时，我也在进行极其极端的艺术实践，不断挑战自身生理极限。前者是一部我与外科医生合作、通过手术改变自己声音的影像作品；后者则是一件声光装置，我记录了自己因过度换气而反复陷入昏厥的过程。虽然野心勃勃，但也感觉到，人毕竟只有两条胳膊、两条腿和一个脑袋。如果你一直这样消耗，还能走到哪儿去呢？身体是非常有限的。

所以，从字面意义上来说，我必须停止‘低头向内看’，转而‘抬头向外看’。在《鸟类游戏》（The Bird Game）中，我决定彻底改变我的创作方法。

《Faint with Light》, 2016, 展览现场

我开始和作家查理·福克斯（Charlie Fox）构思这样一个故事：关于一只活生生的乌鸦，它既残忍、带有虐待倾向，却又非常能安抚人心、冷静异常。她一半是护士和母亲，另一半则是邪恶的化身。她诱骗孩子们进入一座大宅——在我看来，那座宅子其实就像是一个人的身体，或者一个病态的大脑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房子成了身体的隐喻，因为孩子们会经历不同的层级：从地下室开始，穿过楼层，爬上顶层的卧室，最后从窗户逃出。”

我们选择了一只乌鸦受过专业训练的‘电影乌鸦’，非常适应镜头的拍摄。在故事里，她把孩子们诱惑进那座大宅，然后用各种不同的手段将他们一个个杀掉，就像是一个杀人犯。

《The Bird Game》, 2019，静帧截图

而对于孩子们来说，如果他们赢了这场‘鸟类游戏’，就会得到奖励。游戏规则是他们必须紧紧跟随她，并服从她所有的指令。如果他们最终获胜，奖励就是‘再也不用睡觉了’——赢了的孩子永远不需要再进入睡眠。

为此，我研究了人类与鸟类睡眠模式之间的关系：鸟类拥有和人类非常相似的快速眼动期（REM)。对于鸟类学家来说，鸟类与睡眠、梦境之间存在着某种非常有趣的关联。我整个人开始沉浸在这个关于睡眠、梦境与噩梦的世界里，并以此为核心创作了这个故事。

《The Bird Game》, 2019，静帧截图

老实说，我自己也是一个睡觉不安分的人，我会说梦话，也会梦游。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一种文化层面的探讨：我们的科技、手机，以及那些所谓的睡眠应用，如何‘侵入’我们的生活？切入我们的梦境？

现在，我们隐私里的每一个细微碎片都在被记录、监控，并被整合进数据集里。也因此，我对‘睡眠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它几乎是唯一能让我们保持“人性”、保持“脆弱”的东西。

那是我们拥有的最后一块领地。

《The Bird Game》, 2019，静帧截图

大约在2021、2022年左右，我开始对AI产生兴趣，那时所有人都在为NFT和加密货币疯狂。我想，“我也来研究一下AI吧”。最终我创作了几部探讨古代神话的影片，但尝试用人工智能去重构它们。

我开始研究‘戈尔工’（Gorgon）这个角色。这也跟我吹长笛有关——我是一个长笛演奏者（flutist）。在古希腊神话中，戈耳工指的是三姊妹斯忒诺、欧律阿勒和美杜莎。当美杜莎被杀后，她的两个戈尔工姐姐陷入了极大的悲恸，她们的哀嚎声响彻云霄。这种哭声极其剧烈，甚至具有杀伤力。本质上，这关乎一种原始的力量。

《Blue Moon》, 2022，静帧截图

作为一个吹长笛的人，我对这种‘工具’产生了兴趣。传说中长笛的发明就是为了模仿戈尔工的哀嚎，或者说作为一种与之对抗、并试图将其驯服的方式。与此同时，Gorgon也来自古罗马词语 “gorgós”，意思是令人恐惧的，也指喉咙向后所发出来的低沉之声。

我开始想象，如果现代社会里也有戈尔工，它会是什么样？首先，它要由AI驱动，这样怪物就有了自己的想法；它要能生成变幻莫测的图像，要能将长笛的声音转化为更让现代人胆寒的声音；它还要会说话，能生成像是希拉里、撒切尔、奥巴马这样政客的声音。

《Gorgon》，2023 ，剧场表演

于是，在长笛、 “gorgós”、人工智能、古老传说的加持下，《戈尔工》（Gorgon）由此诞生，这是一部长笛歌剧。故事跟随在火车站甜甜圈摊位值夜班的女孩格蕾塔（Greta）展开：她幻想自己是一位“暴虐的企业女王”，统治着一座位于森林边缘的办公室。

格蕾塔痴迷于捕捉那个名为“戈尔工”的怪物、它身份成谜且能幻化形状，刺耳的哀啼足以震颤大地。为此，她闯入了森林，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混合生物，并在一群萤火虫的诱导下，不由自主地开始模仿那种她原本试图去控制的哀嚎。

最终，格蕾塔意识到她对“所有权”的追求与这片领域格格不入。她放弃了权力，被更宏大的力量所吞噬。故事达到高潮：她与一群蜜蜂交织共生，陷入了一种“纠缠状态”。在那里，她与戈耳工面对面，辨认出了彼此内心深处那份极其相似的脆弱性。

《Gorgon》，2023 ，剧场表演

这便是这出戏剧的核心——共情，无论对方是一个人，还是一台机器。它关乎一种持续的介入，去关注对方的行为与思考，并尝试进入对方的世界。我一直在努力践行这件事，尽管也可能会失败，但关键在于保持开放和好奇心，不要过于笃信自己的立场是唯一的真理。

当然，这也伴随着一些插曲。之前，我受不了ChatGPT 那种带有肯定性的调调，好像在不断告诉我们“大家都很棒”。前几天我跟朋友聊天，对方告诉我，你必须对机器说“谢谢”，必须对它保持友善，而不能仅仅把它当成奴隶。这话在我脑子里萦绕了很久，我突然意识到我从未说过谢谢。我从不对它客气，也从未对它提供给我的海量信息表达过感激。我总是表现得很无所谓，结束对话就直接关掉电脑。